城市太大，第一次进城的我，怎么也看不够。
当我再次从长椅上睡醒后，花了比一天生活费还贵的钱，在早起的报刊亭里，买了一张地图和一份当天的报纸。
从没读过报纸，也从没真正看过地图，就是一种直觉，认为报纸和地图会让我更了解这座城市，会帮助我在城市活下去。
在报纸上，我看到有招聘广告，想着电话卡里还有钱，拿着报纸到电话亭。
不用面对面，我一点不害怕，打通电话，开门见山：“我只有十四岁，可以吗？”
联系打了三个招聘服务员的电话，一个说“神经病”，一个迟疑了一下才说“不行”，另一个迟疑后说“你过来看看”。
我心里比昨天又明亮了一些，想如果犯法，为何三个电话中得到的回答不一样呢？当然，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知法犯法，不然监狱里都关着谁？
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五花八门，有写着一个月工资让我差点惊掉下巴的，但看那些罗列着的条件，有自知之明。我对城市还太过陌生，为避免上当，我告诉自己：只做服务员，端盘子洗碗那种。
没有父母，没有钱，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奶奶，我经不起欺骗，更不敢有丝毫的冒险。渴望能有一份工作，但身份证上的年龄让人看了觉得‘刺眼’。
我与当服务员之间，隔着一张身份证。
报纸上还有些字我不认识，于是我找到新华书店，买了一本字典。
城市的夏天，白天燥热而嘈杂，我躲在公园的僻静处，查着字典看报纸，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尽管我知道报纸上的种种‘奇谈’与我毫无关系，但我非常好奇，就像孤身在密林中探险的少女，期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礼物。
报纸看完以后，塞到背包里，留着晚上垫在长椅上睡觉，生活似乎又舒适了一点点。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又打了一个招聘服务员的电话，这一次，对方仿佛是我进城后注定的第一个‘贵人’。听说我只有十四岁时，他还是迟疑了一下，然后问：“你多高？”
我不知道自己多高，从来没量过，只好回答：“和大人差不多高。”
“这样啊，那你可以办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假身份证，再来应聘。”
“哪里能办？”
“街上不是到处都贴着吗？”他匆匆结束了对话。
挂断电话，我惊喜又疑惑，想身份还能做假呀！
于是，我仔细看大街上的围墙、电线杆，上面真的贴着很多小广告。治病的、招聘的、办证的，这三种特别多。
办假身份证算犯法吗？我只能大概猜测，应该算，可也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不然怎么满街都贴着也没人管呢？
从那个电话中得知，我需要测量出自己的身高，于是花一元钱买了最便宜的软尺。我还需要一张全新的身份证，于是我又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。
电话接通以后，我问对方多少钱，对方说：“真的二百，假的一百。”
我直接惊呼道：“这么贵？”
对方显然比那些招聘的人热情而富有耐心，他委婉地问道：“你做什么用？”
“应聘。”
“那用假的就行，假的便宜。”
我心想，一百还便宜？一百块可以买多少馒头啊！于是回答他：“那也太贵了。”
“你说好多才要嘛。”
还可以像在老家镇上买东西一样，讨价还价，想了想，我说：“最多五十，不行就算了。”
没想到对方既然答应了，马上问：“在那里见面？”
他就这样答应了，我马上觉得后悔，感觉自己还价高了，但只好回答他：“嗯，人民公园大门口的花坛前吧。”
他没有采纳我的建议：“这样吧，既然你离哪里近，就到公园门口旁边的酸辣粉门口。你身份证相片准备好了吧？”
这才糟糕了，我没有照片，但我回答：“有。”
对方说：“好，十二点半，你在那里等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马上又发现还得花钱，首先要去照相片，而且还需要一块手表，不然难以判断什么时候是十二点半。
兜里的钱剩余得并不多，我本打算晚上住旅馆，但问到的最便宜也要好几十，所以选择临时在公园长椅上安家。
为了在省城坚持到找到工作，我只能非常谨慎地花每一分钱。
照快照二十元，是我一星期的生活费。我一天六个馒头，才三元，厕所里接的自来水喝不要钱。再买一块最便宜的电子表，又花三十元。
想着万一办证件的拿了我的钱，却不给我证件，于是我准备了一张十元的钞票。
接头时，我装着很老练，把照片和十元钱递给他：“就办八五年的。”
没想到他并不索要更多的钱，比我以后遇到的很对看似很富裕的人，都更有契约精神，只是问道：“那个地方的呢？”
“本省农村里的吧。”
他看了看照片，再看看我，脸上泛起一丝诡异的笑，说道：“一星期以后，还是这个时间，在这里交货，到时别忘了带上四十块钱啊。”
看着敏捷而飘逸的他，快速消失在茫茫人海，我的心里满怀着新的希望。
还要干巴巴等一个星期，才能有全新的身份，正大光明地去找工作。等待无所谓，我已经开始变得轻松了，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也有了浅陋的认知，知道原来凡事都有‘回旋’的余地。
一直焦灼的心终于轻松很多，因为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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